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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最近很火,特地去影院感受了一下,将近三个小时坐下来,虽觉剧情稍嫌冗长,却并无倦意。我曾专门为此写了一首绝句:“脱却闲装着正装,久违影院足徜徉。剧情跌宕随诗咏,故事超长不觉长。”
【资料图】
1.长而不倦的原因
这部电影的看点较多。这些看点有的杜撰,比如李白与高适的初见场面、李白为入赘事请教孟浩然等等;有的有据,比如李白养鸟之绝招、王维为科举见玉真公主等等。但不管是真是假,这些情节的设计安排,的确做到了老少咸宜,很有看头。此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该片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甚明,比如有多达48首唐诗穿插在剧情之中,让大家边看边学,与片中人一起领略中华国粹的美妙,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。再比如片终前高适所说的那句“只要诗在,书在,长安就会在”。换言之,便是只要中国传统文化在,中国便永远不会消亡。这就是整部电影想要告诉观众的一个正能量的主题。
这部电影有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虚构的:高适、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岑参、崔宗之、孟浩然、严武、张旭、李龟年、岐王、玉真公主、郭子仪、程公公(元振)……这些人物不仅不是虚构,而且在历史上赫赫有名。
但是从本质上说,该片毕竟只是一部娱乐片,我们不能用历史正剧的标准去衡量它。从故事情节看,其中有合理的演绎,也有离谱的编造。比如李白与高适的相扑比武,看似荒唐,却是符合唐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尚武精神的;而把郭子仪这位平定安史之乱的统帅描绘成粗俗武夫,就显得有点离谱了。其实,文史本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,天天吵着分家却又相依为命。要而言之,文离史则无稽,史离文则无趣。
有鉴于上述观点,我认为《长安三万里》在历史与文学的把握上,做得还是不错的。比如电影中有李白养鸟的情节,这是出自李白自己写的文章:“白巢居(住在树洞)数年,不迹(涉足)城市。养奇禽千计,呼皆就掌取食,了无惊猜。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电影说成这是李白专门从一位仙道那里学来的驯鸟绝技,这样的处理既无伤大雅,又比较有戏。
再比如电影中王维见玉真公主那一段,也是事有所本:“维(王维)将应举(参加科举),岐王谓曰:‘子诗清越者,可录数篇,琵琶新声,能度一曲,同诣九公主(玉真公主)第。’维如其言。是日,诸伶(演员)拥维独奏,主(公主)问何名,曰:‘《郁轮袍》。’因出诗卷,主曰:‘皆我习讽,谓是古作,乃子之佳制乎!’延(请)于上座曰:‘京兆(京都)得此生为解头(第一名),荣哉!’力荐之。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。”(《唐才子传》)片中让高适、李白、杜甫作为旁观者参与其间,也算是“莫须有”的合理存在吧。
2.不该出现的“硬伤”
当然,与所有的涉及历史的作品一样,这部电影的“硬伤”也是在所难免。兹举几例不该发生的:
其一,“直呼其名”的问题。此片中的人物称对方时一律都是“高适”“李白”“杜甫”那样的连名带姓,这是严重违反古代礼仪的。古代同辈之间应该称字而不称名,只有上对下、长对少或者自称,才能直呼其名。所以高适称李白应该是“太白”,而李白称高适应该是“达夫”。
杜甫的情况复杂一点,因为他比高李小了十多岁,处于称字称名两可之间。唐代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,就是称对方在家族中的排行,有时还可以在后面加一个“郎”字。所以,他们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称李十二、高三十五、杜二。
如前所说,唐代的排行不是以单个家庭计算的,而是整个家族排在一起,所以才会出现“三十五”那样的数字。当然,同辈之间称名的情况也不是绝对没有,比如吵架啦,醉酒啦,但绝不可能是常态。
其二,“行卷”问题。片中有段描述,说是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子,所以科举无望,只能通过行卷向权贵走后门才能入仕途。这里所说的行卷又叫温卷,科举前考生把自己的作品投谒给当时的学界名流,如果得到首肯,并向考官推荐,便大大增加了录取的概率。在唐代,这是科举过程中的一个惯例,而不是如片中所说的那样,是科举无望才去行卷的。
这里试举一成一败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。成功的是白居易,这个故事很有名:“尚书(刑部尚书)白居易应举,初至京,以诗谒(求见)著作(著作郎)顾况。况睹姓名,熟视白公曰:‘米价方贵,居亦弗易。’乃披(翻开)卷,首篇曰:‘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’却(改口)嗟赏曰:‘道得个(这)语,居即易矣。’因为之延誉(推荐),声名大振。”(《幽闲鼓吹》)失败的是崔颢:“初,李邕闻其名,虚舍(整理住舍)邀之。颢至献诗,首章曰:‘十五嫁王昌。’邕叱曰:‘小儿无礼!’不与接(不接待)而去。”(《旧唐书》)
3.关于片中众诗人相
如前所说,这部电影中出现的盛唐诗人的人数是创纪录的。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,田园派的代表王维、孟浩然,边塞派的代表高适、岑参,还有“七绝圣手”王昌龄,都在片中一展风姿。就这部电影而言,对这些诗人的描述还是比较对头的,当然这是说“大体上”。至于夸张失真之处,那是难免的。这可以说是所有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通病,历史类的影视剧也不能幸免。此片中把高适写得武艺太过高强,把李白写得浪漫有点过头,把王维写得矜持略带娘腔,更把杜甫写得毫无诗人气质,这些还是都在“七分是真,三分是假”的可允许范围之内。可是因为这些诗人实在太有名了,所以对片中的他们作些补充纠正还是应该的。
先讲高适。他应该是本剧的第一主角,片中说他出身贫寒,生性木讷,后居高位,成为“诗人之达者”,这些都是有案可查或者经过合理推想的。比如出身贫寒,《旧唐书》说他“少家贫,客于梁、宋,以求丐自给”。曾经要过饭,可谓贫到家了。又比如后居高位,书上说道:“用为刑部侍郎,转散骑常侍,加银青光禄大夫,进封渤海县侯,食邑七百户。”比起唐代其他诗人来,他的确是位“达者”,即位高权重之人。至于说他木讷,甚至口吃,尽管于史无征,但从他“年五十始为诗”,在文学上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物,作这样的敷衍也算有一定的合理性吧?
再有,片中多次反映出他的正直和谋略,这些例子虽都不见于史,但从下列这些描述来看,还是可以“信其有”的。《旧唐书》说:“适(高适)因陈(陈述)江东利害,永王必败。上(肃宗)奇其对,以适兼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平江淮之乱。”《新唐书》说他:“后擢谏议大夫。负气敢言,权近(权贵和近臣)侧目。”凡此种种,都成为片中故事演绎的依据。
其实,仅凭他在《燕歌行》里的两句诗: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作为一个高级军官,能够站在战士的立场上,仗义执言,他的为人正直就不必多说了。至于说到他武功盖世,一条“高家枪”使得出神入化,除了历史学家看了有点胸闷,普通观众还是喜闻乐见的。
再说李白。李白大家太熟悉了,所以一千个人心中就会有一千个李白,也正因为如此,银幕上的李白形象不为部分观众接受,那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不过,此片中的李白的确存在飘逸潇洒不足、捣蛋恶搞有余的问题。其实,真实的李白应该是个很可爱的人。
首先他是一个美男子,或许具有些许中亚的血统。那是因为李白的祖先在隋末因罪流放碎叶城(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),经历百年,直到唐中宗神龙初,李白的父亲才携全家回到四川。中间经过了四五代,当时实行的又是一夫多妻制,所以李白混杂有中亚血统虽是臆测,却也不无可能。著名史家陈寅恪就直指李白是个“西域胡人”。李白究竟长得如何,无从考证,但他是个美男子则是确定无疑的。《酉阳杂俎》里有这么一段记载:“李白名播海内,玄宗于便殿召见,神气高朗,轩轩然若霞举。上(玄宗)不觉亡(忘)万乘之尊。”所以说,李白是个男人见了也动心的美男子。
他除了“美”,还有“真”,完全是个了无心机的性情中人。在残酷的政治面前,他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,显得十分幼稚。当接到皇帝召他进京的诏书时,他欣喜若狂地唱道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!”到得京城,玄宗见了他还是很满意的,当即赐了他一双鞋,李白却不识相了,“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:‘去靴。’力士失势(狼狈),遽(很快)为脱之。及出,上(玄宗)指白谓力士曰:‘此人固穷相(没出息)。’”(《酉阳杂俎》)因为这件事,李白在玄宗心里的地位一落千丈,这不能不说是李白咎由自取。一个人初到朝廷,竟然如此不知深浅的狂妄,等着他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。
这里要说明的是,高力士绝不是“贵妃醉酒”戏文里那个鼻子上抹粉的小丑。他是唐代的著名宦官,幼年时入宫,受到武则天的赏识。唐玄宗时,曾帮助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,立了大功,累官至骠骑大将军、进开府仪同三司,被史书誉为“千古贤宦第一人”。所以说,李白是毫无必要地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。从中可以看出,他其实只是个写诗天才,在政治上则是绝对的无能和无知。
另一件事更印证了李白身上的这个缺点,据《旧唐书》:“禄山之乱,玄宗幸(逃往)蜀,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、扬州节度大使。白在宣州谒见,遂辟(任命为)从事。永王谋乱,兵败。白坐(受牵连),长流夜郎。”片中说李白是受永王之请出山的,而史书则说是李白主动谒见,这个改动为李白开脱罪责的意图甚明。
同样是对待永王拥兵事,高适的态度便与之大相径庭了:“永王璘起兵于江东,欲据扬州。初,上皇(玄宗)以诸王分镇,适(高适)切谏不可。及是永王叛,肃宗闻其论谏有素(有理),召而谋之。”两人的政治识见高下立判。但是话说回来,李白政治上的幼稚并不能掩盖他诗歌创作上的伟大。片中把李白的《将进酒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展示,使之成为绝唱,这是全片最大的亮点之一。
第三说杜甫。应该说,对杜甫的形象塑造是该片最大的败笔。如果可以再版,他的形象应当重塑。因为照这副腔调,那是绝对写不出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这样伟大的诗句来的。片中杜甫一出场就显得既突兀又丑陋,毫无一星半点的诗人气质。诚然,历史上的杜甫形象上是不如李白,但在诗歌成就上却绝不亚于李白。他们俩在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,都具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气势。
杜甫虽然只比李白小了十一岁,但却开创了一个由盛唐入中唐的新时代。有专家说,李杜的关系是背靠背的关系。也就是说,李白是对诗经以来诗歌成就的总结,是一位集大成者;而杜甫则是对后来的诗歌风格的开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杜甫才是真正的改革者。李白的诗歌风格还是比较传统的,尽管他的《蜀道难》等名篇佳作写得上天入地、呼风唤雨,但总体风格仍不出“秀美挺拔”四个字。而杜甫则不然,他改变了诗歌的审美形象,形成了沉郁的总体风格,增强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,尤其是通过追求硬度与力度的努力,使杜诗产生了全新的“惊心动魄”的效果。
有一则故事很有意思,《唐诗纪事》说:“有病疟(患疟疾)者,子美曰:‘吾诗可以疗之。’病者曰:‘云何?’曰:‘夜阑更秉烛,相对如梦寐。’其人诵之,疟犹是(未愈)也。杜曰:‘更诵吾诗子璋髑髅血模糊,手提掷还崔大夫。’诵之,果愈。”杜诗治病是真是假姑且不论,但以“髑髅血模糊”的恐怖场面入诗,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壮举。关于杜甫的性格,《新唐书》用了“褊躁傲诞”四个字加以概括,翻译一下,就是偏执、狂躁、高傲、怪诞。与李白相比,可能是不大讨人喜欢的。所以他在长安待了十年,到处投谒,却一事无成,大概与他的性格有关,不能全怪别人的。
最后简单地说一说王维。在片中,王维似乎只是个配角。其实在当时,王维的地位是远高于李杜的。他不仅仅是诗人,还是画家和音乐家。用现在的话说,是一位少有的复合型人才。就这点而言,的确是李杜所不及的。所以,现在不少人把李杜白说成是唐代三大诗人,是完全错误的。因为白居易和李杜并不在一个档次上。而真正的三大诗人,便是李杜王。王维的诗歌,有时大气,如: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”,这是我最喜欢的诗句之一;有时深邃:如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,用寥寥数语就阐释了佛教的基本原理。再加上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独特艺术风格,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。
不管怎么说,《长安三万里》向观众描绘了盛唐时代的壮丽画卷,展示了盛唐诗人的丰富生活,推介了盛唐诗坛的精美作品,用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光凭这一点,就是应该大大点赞的。(胡中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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